尹先炳:曾是秦基伟上级,因风流丢职务,连降五级授衔,后被开除党籍

1955年9月27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仪式正式举行。这历史性的一刻,将永远载入史册,从元帅到士兵,他们昔日的拼搏也都在这一刻荣获辉煌。 然而,一个人在授衔时却略显尴尬。他身为二野名将,昔日当旅长时,秦基伟还在给他当副手,出任副旅长。身为秦基伟的上级,拥有很深的资历,却只被授予大校军衔,这个人正是尹先炳。 要知道,秦基伟当年被授予中将军衔,按照履历来评,尹先炳也应该是中将起步才对。而且,尹先炳是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首任军长,又曾在1950年就出任过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副司令员,这可是副兵团职级干...


1955年9月27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仪式正式举行。这历史性的一刻,将永远载入史册,从元帅到士兵,他们昔日的拼搏也都在这一刻荣获辉煌。

然而,一个人在授衔时却略显尴尬。他身为二野名将,昔日当旅长时,秦基伟还在给他当副手,出任副旅长。身为秦基伟的上级,拥有很深的资历,却只被授予大校军衔,这个人正是尹先炳。

要知道,秦基伟当年被授予中将军衔,按照履历来评,尹先炳也应该是中将起步才对。而且,尹先炳是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首任军长,又曾在1950年就出任过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副司令员,这可是副兵团职级干部。

尹先炳的大校军衔相当于“正师”,这中间可是隔着“准军”、“副军”、“正军”、“准兵团”,等于说尹先炳的授衔是连降五级授衔。如此这般有将军勋而无将军衔的情况,在整个解放军史中,那也是独一位。

那么,尹先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?他明明有授衔中将的资历,最终为何会被授予大校军衔呢?

早年参军

尹先炳,湖北汉川县人,父母都是贫苦农民。尹先炳还小的时候,家里的日子就很艰难,在那个被地主压迫的年代,穷苦农民无论怎么努力也总是摆脱不了贫困,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也是常有的事情。

出身贫苦的尹先炳,自幼便给地主家放牛,换一顿口粮,也总算是能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。只是,这放牛娃的身份并不光彩,经常会被同村的富户孩子们嘲笑,尹先炳很不服气,就利用各种淘气的手段报复嘲笑他的人,也算是能出口恶气。

著名作家王林,早年参加过抗战,是一位抗战老兵,他接触过尹先炳,也采访过他,对他的一些情况比较了解。在他的日记里,有这么一段记载:

“……他看见当兵挺横挺神气 , 可以欺负人 , 于是也想神气威风一下子 。 当了排连长之后 , 还不知道什么是革命……”

这是一段有关尹先炳小时候情况的记载,他与那些嘲笑他、欺负他的人发生冲突时,见到过当兵的人,很是威风,他希望自己也能这样。于是,1930年,他刚刚参加红军时,思想觉悟并不高,当兵后只想着两点,“不要被敌人消灭”、“打土豪劣绅”。

直到后来当了连长以后,加强了思想学习,觉悟才逐渐跟了上来,明白了革命不是为了自己,而是为了人民。

尹先炳原本就是一个思维活跃之人,在每次对敌战斗中,表现得又非常勇猛,有勇有谋的尹先炳在战斗中立下了不少军功,得到组织信任后,逐渐得到提拔。

1937年时,尹先炳被任命为“朱德警卫团”团长,该团在尹先炳接手以后,扩编为“三三制”的大团,整整有2300多人。尹先炳出任该团团长以后,与当年刚参军时的“红小鬼”判若两人,真正是威风凛凛。

1939年秋天,冀中发生了罕见的大水灾,王林奉命以冀中行署代表的名义,匆匆赶往国民 党在河北省鹿钟麟政府。他此行肩负着两个使命,一个是替冀中受灾群众索要赈济,另一个是趁此机会打探一下对方的动态。

值此期间,王林与尹先炳再次重逢。两人见面以后,王林颇为吃惊,只见尹先炳身着军装,身姿挺拔,且挎着一把盒子枪。

王林见到如此英姿勃发的尹先炳自然是要吃惊的,他们两人此前在西安事变期间就见过一面。当时,王林还在张学良卫队任职,主要从事兵运工作。西安事变时,王林在伪“俘虏收容所”里解救过一批被关押的红军,尹先炳当时任连长,也在被解救的人中。

一来尹先炳当时只是连长,身份远比再次见面时的旅长要低;二来尹先炳当时处于被关押的状态,仪容难免会有些不修边幅,自然也不能与再次见面时相比。所以,当王林见到昔日的落难连长尹先炳,短短几年时间里,就晋升为八路军冀西独立旅旅长,自然是要吃惊的。

两人见面以后,王林率先开口调侃道:“当司令啦!挎着的盒子枪不错,不知道枪法怎么样啊?”不等尹先炳答话,王林抬手指着远处树上正在“哇”、“哇”叫的一只乌鸦,继续说道:“你要是能把它下来,我就请你吃鸡。”

王林这边话音刚落,尹先炳立刻掏出盒子枪,抬手就对着远处树上的乌鸦开了一枪,这边枪声刚响,那边乌鸦就应声从树上跌落下来,一旁的战士见状,赶紧向乌鸦掉落的方向跑过去。尹先炳也不等战士回来,直接扭头看向王林,一边翘起大拇指往身后指了指,一边得意地对王林说:“走吧,咱们吃鸡去!”

当然,尹先炳得意归得意,对这位解救过自己的王林,他还是十分敬重的。尹先炳的戎马生涯中,其实也没少遇到麻烦,但每次都有贵人相助。

早在红军时期,尹先炳就曾经历过一次坎坷,险些被打成“改组派”分子。一旦被认定是“改组派”分子,那日子可就不好过了,当时队伍里有一个连,就是由改组派组成的。这个连每次参战,只能分到10发子弹,而且冲锋的时候永远冲在前面,即便打了胜仗,缴获了枪和子弹,他们也照样分不到,全都要给到其他连队。

所以说,尹先炳当时挺危险的,甚至都已经被五花大绑捆了整整一个星期。好在尹先炳与班长的关系好,班长在捆他的时候,看着是用尽了全力,但实际上给他留着空余呢,否则只是这捆绑一星期,他恐怕也不会好过。

但班长只能帮他到这个程度了,想要救他是断然做不到的,就在尹先炳要被打入改组派时,幸好遇到了偶然路过的贺龙。贺龙看见尹先炳被五花大绑,就问了一句为什么捆他?当对方回答说尹先炳是改组派时,贺龙当场就替尹先炳解围,“他是个放牛的,是什么改组派?”

贺龙亲自出面替尹先炳证明身份,尹先炳这才获救。否则,尹先炳哪里还能有日后的神气呢?但尹先炳一路晋升,也不全是靠运气,主要还是他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拼杀回来的。

王林和尹先炳见面后,不久就接到了一份八路军总部发来的密报。原来,国民党派了一批特务出来,打算进入晋察冀边区,与那里的旧部汇合。尹先炳接到消息后,立刻根据情况妥善布置,将这批业务全歼在了正太铁路附近。

对于半生戎马的尹先炳而言,这种小型的战斗并不算什么,要说起他当年的辉煌战绩,自然绕不过那次元氏黑水河围歼战,可谓是抗战时期的经典战例,也是尹先炳的得意之作。

屡获战功

1940年初,日本侵略者企图将华北建成“兵站基地”,对华北的抗日根据地造成严重威胁。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,王树声和黄镇要求冀西游击总队开往元氏县,寻机会歼击日寇,尹先炳奉命率部向元氏县进发。

3月21日,尹先炳正在主持一场营以上干部的总结会,开会期间,突然炮声大作,会场上空不时还有日军的炮弹呼啸而过。尹先炳见状说道:“我们还没去拜访鬼子,他们倒主动找上门来了。”

尹先炳向王树声司令员汇报情况的同时,申请暂时终止会议,得到批准后,尹先炳宣布会议停止。尹先炳自己却没有立即避险,反而叫来三支队一营二连连长范金标,命他带几名侦察员去摸清敌人的情况。

范金标是一个侦察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了,这种任务对他而言驾轻就熟,只去了不长时间,他便带回了这股敌军的信息:

“日伪军有300多人,今天早晨从南佐出发,在姚庄抢粮,沿姚庄至黑水河大道西进……”

范金标提到的黑水河是一条季节河,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河道里都没有水,只有汛期才会涨满河水。日寇来犯时,正值河道里没有水的时候,那里地势虽然平缓,但河道内部沟壑纵横,深沟与浅滩交织。

尹先炳此前专门了解过黑水河的情况,对黑水河的地形十分了解。此前,王树声下达的命令是“寻机歼敌”,他正好可以利用这样的地形,打一场漂亮的围歼战。

尹先炳根据当时的敌我双方的情况,制定了一个诱敌深入的计划。先安排独立营的一个连和便衣若干名为“饵”,负责将敌人引至黑水河一带的包围圈内。再派第三支队的一个营,等敌人进入包围圈后,从正面与敌人交锋,阻止敌人前进的脚步。

其余各部各自守着一个方向,形成包围圈,只等敌人前来。为了稳妥起见,尹先炳还安排一个营保护主力侧翼,防止南佐、元氏方向有敌人来增援,并留了一部分兵力作为预备队,应付随时可能突发的情况。

先头部队与敌人交火以后,双方发生激战,不久后便佯装不敌,开始向黑水河一带撤离。日军不知是计,只以为打了胜仗,高举着太阳旗不断追击元氏独立营。

战斗从上午10时许打响,一直打到中午12时许,日军追击的先头部队和尾部部队全都进入了尹先炳设计的包围圈内。尹先炳见时机成熟,一声令下,顿时枪声四起,日军很快就败下阵来。

激战过程中,排长岳承广俘虏了一名日军。经审问得知,这股日军的身份并不简单,他们全都是士官训练队的成员,队伍中不乏尉级军官,还有一些老兵即将被提升为少尉。得知这个消息后,尹先炳意识到这次抓到了“大鱼”。

这股日军身份不简单,如果能将他们全歼,固然是大功一件。但这股日军配备的武器装备也颇为不俗,战斗力也不容轻视,虽然陷入包围圈中,呈现出溃败之势,却很快就稳住了阵脚,重新收拾残兵之后,龟缩到沟西离大山垭口不远处的仙姑庙中。

这座庙虽然有一定的年代,庙墙却是用青砖砌成,又高又坚固。日寇残军龟缩至庙里后,这座仙姑庙俨然成了一座“碉堡”。再加上仙姑庙正门前面,有一片十分宽广的开阔地,令仙姑庙更加易守难攻。

日军武器精良,又占据仙姑庙这样有利位置,两挺机关枪架在仙姑庙门口后,令尹先炳部的进攻受阻,一时间竟然难以攻破。尹先炳率队又尝试进攻了几次,结果全都以失败告终,如此往复数次,消耗了大量时间。

这种情况下,若是能有火炮一类的重武器,必然可以轻松突破敌人的布防。然而,尹先炳部枪支弹药尚且不算充足,自然没有重武器。

时间来到下午4时许,双方交战至今,已经有6个小时之久。双方僵持的时间越长,对尹先炳部就越不利,因为日军被困的消息传出后,就会有飞机前来支援,到时候不仅全歼这股日军无望,反而会将我军陷入不利的境地。

因此,当时虽然是我军将日军残敌包围在仙姑庙中,但僵持中着急的人却也是我军。尹先炳当机立断,不再继续强攻,转而在阵前召开商讨会。经过一番商讨,很快出炉了一套“火攻”的方案。

尹先炳同时派出第六支队一连和第三支队二连执行火攻任务,两个连的战士搜集足够的柴草后,绕路来到仙姑庙的侧后方,将柴草引燃后扔进仙姑庙中。由于当时风很大,柴草引燃的大火很快借助风势显现威力,冲天大火一发不可收拾。

火势一起,躲在仙姑庙里的日军再也无法藏身,只能冲出仙姑庙四处逃窜。此前仙姑庙大门前的开阔地带是他们赖以防守的优势,此刻却成了他们的逃命的阻碍。尹先炳见敌军从仙姑庙冲出来,立刻下令发起进攻,将日军残敌一网打尽。

此战从上午10时许开始,至下午6时许结束,毙敌200余人,其中100多人都是日军,而且都是回去就要做军官的人,可谓战果丰厚。等敌人反应过来,派飞机来报复时,为时已晚,尹先炳已率队打扫战场离开了。敌机追击过程中,又被击落一架,其余敌机见状落荒而逃!

当过秦基伟的上级

同年6月,新11旅在冀西游击总队的基础上组建,尹先炳凭借这次战功被任命为旅长,而给他当副手的副旅长正是秦基伟。

尹先炳作战英勇,敢打敢拼,往往能出奇制胜,在抗日战争期间,表现得非常突出。但他也不是没有吃瘪的时候,军神刘伯承就是其中一位。

抗战胜利以后,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的刘伯承,去了一趟第一纵队第二旅。尹先炳为了迎接刘伯承的到来,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,他全面地向刘伯承汇报了部队的情况,却没想到刘伯承没有谈部队问题,反而问了他一个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问题:

“你说一个班能不能同敌人的一个军打?”

后来,尹先炳回忆这件事时提到,刘伯承提出的这个问题,他此前从未思考过,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所以,他当时并未说话,只能略显尴尬地等着刘伯承自己说出答案。

刘伯承见尹先炳不说话,笑着说出了答案:“能!”刘伯承告诉尹先炳,一个班可以打一个军的尾部和辎重,也可以打零星掉队的敌人,打完就走。尹先炳恍然大悟,这番话更是令尹先炳受用一生。

1949年2月19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正式组建,原一纵副司令员尹先炳出任军长。在渡江战役中,尹先炳为了保证队伍能够顺利渡江,整整忙碌了七个昼夜,直到参加第二批渡江时,才因为昏厥倒了下去,因为连日来的劳累,这一次昏迷的时间竟然长达一日。

尹先炳指挥作战时,严格要求自己,同时也严格要求麾下的战士,这才造就了一支攻无不克的队伍。尹先炳组织行军时,喜欢铺展地图来规划行程,熟悉尹先炳的人都知道,他看军事地图时一般都不用指挥尺,而是用大拇指和食指在地图上度量距离。

别人行军都按照距离来算,尹先炳行军则按照“拃”来算。尹先炳在地图上的一大拃,就是现实距离180里左右,一小拃就是120里左右。而且,尹先炳组织行军时不看地形,不管山高水深,全都按“拃”来算。

所以,在尹先炳的军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,“天不怕 , 地不怕 , 就怕 尹军长一大拃……”足可见尹先炳行军时的要求之高。但这样的高要求,换来的收获往往也很大。

1949年8月,十六军奉命向大西南进军。西南地区的地形地貌并不平缓,但十六军行军速度依然非常快,山高水深如履平地,辗转从江西玉山县打到萍乡,又来到湖南宝庆,最后进入贵州打贵阳,继而从毕节入川,顺利抵达洪江、黔阳地区,期间还参加了衡宝战役,真可谓行军神速啊!

建国后,尹先炳回贵州负责剿匪期间,依然保持着不眠不休的指挥风格,卧室就是“指挥部”。有老战士回忆,在那段时期,尹先炳的卧室灯永远都是亮着的,他的卧室里一排摆着5部电话,随时了解各地的剿匪进展、指挥各地的剿匪行动。

有意思的是,为了确保行动的保密性,他与人通话时互相不直呼职务和姓名,一律称为“老板”。尹先炳按照自己当时在军区的位置,自称“三老板”。

在贵州剿匪时期,别人称呼尹先炳为“三老板”的次数,恐怕比称呼他名字的次数还要多,以至于剿匪结束后,尹先炳的孩子还改不过口来,也学着电话里对父亲的称呼,称尹先炳为“三老板”。

1952年12月下旬,尹先炳率领十六军入朝参战。当时的尹先炳十分神气,因为十六军在入朝之前经过全苏式机械化改装,这在当时中国军队中可是独一份儿。十六军既有原红军主力部队,又有铁道兵师、高炮师,甚至还配了一个坦克团。

尹先炳此次率军入朝作战,可谓是雄心勃勃,根据当时朝鲜战场的局势来看,尹先炳若能如愿组织一次步、炮、坦克协同作战,说不定真能将美军打个措手不及。

遗憾的是,尹先炳还在筹划作战计划时,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就打来电话,因为美国要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了,而叫停了他的作战计划。据说,尹先炳的计划落空,气得大骂美国佬一句。

以尹先炳的资历,在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,明显是低了。无论是参照秦基伟的军衔,还是从他的资历和战功来看,都应该是中将军衔才更合适,这也是许多人共同的看法。

尹先炳之所以最终被连降5级授衔,是因为他当年入朝作战期间的作风问题。不仅经常出入社交场所,还与一位朝鲜姑娘过往甚密,并将其调入部队。尹先炳在朝鲜堕落的事传到毛主席耳中,引得毛主席雷霆震怒。

1956年,尹先炳的个人问题再次被提及,当时全军都在严肃处理干部作风问题,尹先炳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,监察委员会甚至还因为此事专门发布了《关于开除蜕化分子尹先炳党籍的决定》。

为此,尹先炳的老首长杨勇,还专门去向毛主席求过情,但毛主席一向铁面无私,这一次也没有例外。尹先炳没能被授予中将军衔,又被开除了党籍,这样的结果固然可惜,但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,我党在对干部腐化堕落问题有多么重视。

正所谓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,即便是昔日的英雄犯错,也要依法办事。正是凭借多年来始终坚守铁一般的纪律,我党才能以燎原之势飞速发展,最后成功建立了新中国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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